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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队里的杀猪年味
韦芳春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、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，生产队在大队的领导下，不仅承担着组织农业生产、分配劳动成果的重任，同时，也将每个家庭和每个个体紧紧相连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知道，生产队集体养有猪，每年老历十二月廿七就给社员放假了。杀猪过年，是生产队年末的一项重要活动，这不仅仅是对社员一年辛勤劳动的犒赏，更是集体生活中难得的“狂欢盛宴”。杀猪过年的温馨场景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
在我们大乐双告村有首童谣在流传，每年进入老历十二月，老人家就教我们吟诵：廿七杀猪打鱼，廿八杀鸡宰鸭，廿九酿坛米酒。在那个年代，进入老历十二月廿七，生产队就给社员放假，安排部分社员开始杀猪，放鱼塘水打鱼了。当年，我年纪还小，父亲是生产队队长。但每年生产队的杀猪过年，我都跟随父亲前去旁观。天还未大亮，父亲就起床到生产队的养猪房和大家一起洗锅头烧水准备杀猪。有的人磨刀、有的人挑水、有的人劈柴火……猪房的木门被推开，五六头身上用油漆编号的猪被赶到外院，它们哼哼着，似乎在寻找食物。四叔是村里的杀猪能手，手里拿着一把铁钩针，朝着编号的猪下巴一钩就拉到晒谷场，猪就“嗷嗷”大叫。随后有三四个男丁上前，有的抓猪耳朵，有的人抓猪尾巴，有的拿绳子捆猪的脚。随后大家把猪抬到准备好的四脚板凳上，大家齐心协力按住猪。这时候，四叔拿着尖刀对猪的下巴用力一刺，猪血就随抽刀的瞬间喷射出来。女人们拿盆去接猪血，不到十分钟，猪就全身软了。烫猪毛的水是在晒谷场提前烧好的，大铁锅里的水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。猪被大家抬上大铁锅上的木板，滚水一浇，白汽“轰”地炸开，混着猪粪的臭味，熏得人直往后退。四叔却毫不在意，他用铁铲熟练地刮着猪毛，边刮边喊：“加把火！毛不烫透，刮不干净，肉皮都臊，白瞎了这好猪！”他的声音在白汽中回荡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。
展开剩余60%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，每一头猪都是集体经济的宝贝，从春到冬，生产队安排人专门照料，精心喂养十几头猪，一年下来，生产队除完成拿去给国家分配（大乐食品站）的任务外，剩余的就留待农忙“双抢”和年底宰杀，让全队人都能沾沾荤腥。
大家拿刀把猪毛刮干净后，便开膛、清洗，分割骨肉。接下来最热闹的就是分肉的时刻。
会计老韦搬来一杆大秤，秤砣是铁的，沉得压手，秤杆上刻着岁月的痕迹，仿佛在诉说着无数个分肉的故事。他把整扇猪肉挂在秤钩上，眯着眼，仔细地看着秤杆：“一百八十斤！”人群里“嗡”地炸开了锅。“哎呦，这猪养得够大够肥了！”“今年杀两头猪，比去年多杀一头，过一个肥年！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
肉和骨头分开，按人头分配。队里两百口人，每家能分到一斤。老韦拿着粉笔在黑板写上：张三家，四口人，八斤；李四家，五口人，十斤……孩子们攥着父母的衣角，眼巴巴地盯着秤杆，生怕少分一两——那一两肉，可能是明天的荤菜，是后天的油水，是寒冬里最踏实的温暖，是能让一家人笑出声的宝贝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一点点的荤腥，就是生活的希望，就是幸福的源泉。生产队的分配制度虽严格，但在杀年猪这件事上，却充满了人情味，让每一个社员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与关怀。
分到肉的人家，像得了宝贝似的，有的人不愿要瘦猪肉，偏爱肥肉，肥肉好炼油煮菜。四婶是位细心的人，她分得肉后用草绳把肉捆好，小心翼翼地挂在屋梁上——怕猫叼，怕狗啃，更怕自己忍不住半夜割一块下来炒了。她摸着肉，喃喃自语：“这肉得留着过年才吃，平时舍不得。”可转念一想，又笑了自言自语：“算了，今晚先炖点骨头，让孩子解解馋，半年没见荤腥了。”她的眼神里，既有对生活的节俭，又有对孩子的疼爱，那是一种最朴实、最真挚的情感。在那个年代，母亲的爱往往藏在这些细微之处，一块肉，一碗汤，都是对子女深深的牵挂与呵护。
如今，超市里的猪肉整扇整扇地挂着，包装得干干净净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口肉，是掺着汗水的，是带着温度的，是全队人守了半年、盼了半年的“集体狂欢”——从喂猪的糠，到杀猪的刀；从分肉的秤，到炖肉的锅配资网上配资炒股，每一步都刻着“共同”二字，刻着那个年代最朴实的温暖与亲情。那头猪，不只是肉，它是生产队里的"共同财产"，是寒冬里的"温暖希望"，是那个年代最朴实的“公平”象征——无论贫富，每家都能分到一份，谁也不多，谁也不少，像阳光一样均匀地洒在每个人身上，照亮了那个物质匮乏却充满温情的年代。那口肉，吃进嘴里，暖的是胃，甜的是心。它让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，有了最滚烫的年味，有了最踏实的幸福，有了最温暖的记忆。那些记忆，如同陈年的老酒，越品越香，越久越醇，永远珍藏在人们的心里，成为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。而生产队的历史，也如同一幅厚重的画卷，记录着那个时代的艰辛与奋斗，也承载着无数人的梦想与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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